笔会

  九月二十三日秋分,咱们中国农民第一个“丰收节”,早上六点多我就出门去上海电视台。中午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:“好久没做连续两个半小时的直播,只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,好看又好玩。有观众留言问东西哪儿可买到,是给我们点赞哪!”

  这两个半小时挺过瘾,在我看来直播就应该这样。早上到了化妆间见到何婕,才知道就我们两人进演播厅,她主持,我评论。原定两小时,因为各地提供的片子内容丰富,加上记者现场连线,临时决定增加半个小时,《东方卫视》八点半开始直播。

  或许因为我早年当过知青干过农活,这些年做新闻评论时对“三农”新闻一直很关注,有机会不时去乡下看看、听听,还多次参加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。何婕与我是浙江兰溪同乡,在农村长大。直播中我们聊起乡村的话题,一下就兴奋起来;原来拟定了四段穿插交谈时间,最后增加到了段,加上最后的收尾总结,内容都相当实在。

  我一直认为直播是电视新闻的“最高境界”,主要就在现场的不可控。那种事前把每分每秒都安排得死死的,还要层层审阅,到时只是照着本子“上演”,其实算不上新闻直播。即使像这次“丰收节”直播准备算是充足,到时还是需要应变各种状况。

  评论在直播中起了时间的“松紧带”作用,随时可以填补空档,衔接上下环节。评论也必须根据直播内容的推进和新的变动,及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信息,起到丰富和深化之效,有时更可画龙点睛。如何临场发挥,就看评论员平日的功底了。

  这次直播对我还有特殊意义。今年正是我做电视新闻节目二十年,也是直播新闻评论二十年。1997年2月去世,我当总编的香港中天新闻频道做了通宵独家直播报道。但我自己从幕后转到台前,还是进了凤凰卫视之后。当时的凤凰卫视初创未久,一切都可以尝试,做人家没做过或不敢做的事情,包括即时新闻评论。最早一次是1998年3月北京“”报道,那时我连聘用合同还没签,就被推进演播室做评论,穿插在“”新闻特别节目中,每晚五分钟直播。

 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是第一次,对于电视新闻来说也可能是第一次。背后的原因还是资源实在贫乏,增加我的五分钟“口水”,或许让我们的“”专题显得不那么单薄吧。题目我自己定,说什么也自己考虑,没有任何限制当然也没人帮你。好在我在平面媒体上写了十来年的新闻评论,就看如何用声音来表达。我不怎么怕镜头,就是对着灯光眨眼多了,内心还是有点紧张。

  那年夏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访问中国期间,我们先后做了八次直播,也第一次有意识地安排我同主持人一起“撑”场面,第一次感受到现场评论成了很有用的“松紧带”。像克林顿专机飞抵咸阳机场,停机坪前欢迎仪式准备就绪,但机门久久没有打开。如果只是杨澜或陈鲁豫一人独白,很难维持太久。现在可以两人对谈,多聊聊他们到访的背景,美中可能触及的话题……直播气氛就好许多,内容也丰富许多。

  最后一场直播克林顿到香港开的记者会,美方把香港本地记者和内地记者都安排在边缘位置,而且不给一次提问机会。结束时我对美方目中无人的做法给予评论:“克林顿的这场记者会好像是在白宫举行的,而不是在香港!”

  当晚焦晃老师从上海传来一句话:“你应该就这样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。”太高兴了,这是我上电视后第一次得到观众的肯定。而且他上一次见到我时我可能才十岁出头,他居然还能认出、还能记得。

  后来,新闻直播加评论成为我们的常规,尤其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。1999年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、2000年的选举、2001年的南海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“9·11事件”,接着就是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……我们还发现,直播不仅能对新闻事件最快做出反应,而且还能够大幅降低运作成本。由此又萌发出新的节目形态即新闻评论,其重要性和盈利能力很快就超过新闻节目本身。

  随时准备直播成为我们的职业习惯。像“9·11事件”发生时我已下班回家,听到最初的报道马上打车返回电视台,一路打电话了解最新情况。其他同事不用通知也都赶了回来,有的主持人穿着汗衫短裤就坐上主播台。说直播是做电视新闻的“最高境界”,就是这个意思,如此经历人生能有几回!

  时间最长的直播要数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成功那次。报道的主场本来安排在莫斯科,因故临时转回香港,留守总部的我们只能仓促上阵,两组人员轮流,从早到晚坚持了十二个小时,第二天晚上又直播了六个小时的专题。我同陈晓楠一组,发现直播开始前她就不吃也不喝,直播中也不上洗手间。她说吃了东西上节目会妨碍思路,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看、听和讲上面,难怪被同事谑称“铁打的”。

  直播也会有有趣的小插曲。北京申奥成功,全国欢腾,我们直播也在相互拥抱中结束。后来有观众特地问我:“电视上看见吴小莉对你张开双臂,你却转过身去,为什么?”——不为什么,我转身去取放在脚下的酒瓶;怕台里没有准备,我早上带了一瓶两公升装的澳洲红酒,那时派上用场了。

  新闻直播最痛心的记忆,一定是大灾大难、战火腾起时同前方记者连线对话,结束时除了叮嘱他们注意自身安全,会感到自己帮不上一丁点忙,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伤。再有就是直播中出了无法弥补的差错。记得十多年前曾有几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被极端势力绑架,下午突然收到外电报道说巴军方开始武力解救人质,而且已经救出一位。

  我们立即开始直播,导播接上了那位工程师山东家中的电话,主持人把外电所讲的告诉了他的父亲,老人当然十分高兴激动,连连表示感谢祖国。但没过多久又有更新的消息,那位工程师实际上已中枪死亡。直播结束后,年轻的女主持人为此痛哭不已,尽管很难说是她的责任。

  最近十年,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也加入了评论,包括直播。在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中国之声》特邀评论员那三年中,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大直播:2009年的国庆节阅兵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的全国哀悼。哀悼日那天全国停止娱乐,所有广播频率都并机直播,我们的声音覆盖了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。

  未来新闻直播又将如何?我期待5G时代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刺激,电视新闻频道甚至平面媒体都可能转变为内容极为丰富、成本大为降低的新闻直播平台。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,不论记者还是评论员,不论年轻的还是资深的,不论原来是传统媒体的还是新媒体的,不论原来是电视台、电台的还是报纸杂志的,都将到新闻现场拿着手机做直播。那一定是未来整个新闻事业的“最高境界”,今天已隐约能见雏形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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